引入職業法官制 解決司法人員荒
若正義長期遲到，司法便需改革。長久以來，香港的司法體系，不僅維持社會秩序，更贏得國際信任。不過，當法院長期陷入人手荒，案件排期動輒數百日，便不再只是法庭內的行政數字。它無形中成為一道沉重的「隱形稅項」，推高了社會成本與內耗。無論是營商的本地與跨國企業、身陷囹圄的候審被告，抑或苦候公義的黎民百姓，皆共同承擔法院停轉的代價。
社會管治
體育盛事之外 市民何處揮汗？
八月驕陽似火，熱浪席捲香江，城中亦是一片喧嘩。海外足球勁旅接連訪港，千元門票轉眼售罄，球迷吶喊彷彿同為盛事經濟登頂而鼓舞。另一邊廂，當局首度將「全民運動日」延展至兩天，獲大批市民蜂擁而至，爭相體驗片刻免費揮汗樂趣。配合八月國家「全民健身日」，特區班子似乎為我們繪就一幅體育盛世的繁華畫卷。然而，煙花絢爛，終非日常。場館內一夕之間的震耳歡呼，掩蓋不了人口缺乏恆常運動的殘酷現實。令全城沸騰的體育熱潮，究竟植根於社區基層，抑或只是徒具公關價值的海市蜃樓？當外籍球星在綠茵場上受盡簇擁，尋常百姓卻為預訂一個陳舊羽毛球場而與黃牛黨鬥智鬥力。光怪陸離的割裂感，正是當下我們急需正視的迷思。
十年的無聲吶喊 打工仔深陷「過勞疫症」
凌晨時分，維港兩岸的摩天大廈依然燈火通明。這座城市的經濟引擎，向來由無數打工仔以汗水與心力驅動。香港人上班的拼搏精神固然舉世聞名，但在光鮮亮麗的玻璃幕牆背後，沉重的工作壓力如同無形枷鎖，正日積月累地消磨市民的靈魂。近期是求職旺季，不少準備踏出大學校門的Z世代向筆者吐苦水，實習期間經歷過職場的高壓與急促節奏，令他們陷入深刻的自我懷疑，甚至衍生出強烈的無力感。
數據不會撒謊，這種無力感絕非無病呻吟。安盛的心理健康調查顯示，超過三成Z世代自認飽受嚴重壓力困擾，比例遠遠拋離35至44歲群組的23%，以及45至54歲的18%。然而，此現象不能簡單歸因於「年輕人抗壓能力差」，因為高壓的職場文化正反噬各個年齡層，成為跨世代的隱形疫症。早於2022年，工聯職安健協會調查顯示，高達84.5%受訪者時常感到巨大工作壓力。同年勞聯亦準確識別出，工作乃本港父親最大的壓力來源。
打通鄉郊回收「最後一里路」
在近期社會熱議減廢的氛圍下，不少市民本着良好意願踏出環保第一步，但迎接他們的往往是狼狽的現實。提着一袋隨時滴水、散發異味的廚餘，在街上四處尋找智能回收桶，甚至遇上機器爆滿或故障而敗興而歸，已成為煩人日常。這種「廚餘滴地」的生活小痛點，看似微不足道，實則直接刺中了特區政府推動「循環經濟」的管治盲點。
讓「跨界實現」成為良政善治新範式
早前，民思政策研究所就與香港中文大學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合作，共同主辦「鋪橋搭路．跨界實現」研討會，讓來自不同世代、不同專業背景的過百位參加者分成小組，提出了涵蓋治理革新、樂齡生活、教育創新、產業升級、文化創意等領域的30多項提案。
軟宣傳勝過硬口號 讓香港講好中國故事
西方主流媒體敘事單一化，將中國形象扭曲成局限於意識形態對抗的刻板印象，導致外國民眾對中國多有誤解。全球地緣格局急速轉變，更加劇中國文化輸出與傳播困境。根據《環球時報》統計（註），八大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負面報道，是正面報道的2.7倍。鋪天蓋地的反面輿論，結合社交媒體演算法，構築重重疊疊的信息繭房，使中國向外傳遞的聲音持續被邊緣化。
雙重身分認同
身分認同是「人心回歸」的指標，市民對香港人的認同感普遍強於對中國人，留下國民意識薄弱的印象。港督命名街道、皇冠徽號郵筒和英式赤紅電話亭碩果僅存，儘管為特區抹上殖民色彩，尚有保育歷史記憶的意義。然而在《國歌法》實施後，國際體壇於欖球、棒球、冰球賽相繼出現錯播國歌事件，令本應獲得喝采的運動員捲入體育會的管治問題，更令香港人能否維護國家尊嚴再成話題。
兩次習講話
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，發表的講話成為官員及社會各界的研習讀本。以往所有七一講話，包括五年前的習近平，皆形容香港回歸是「彪炳中華民族史冊」的千秋功業或偉大業績。今年改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「百年奮鬥史」，是首次用黨的視角描述香港歷史，自然與去年底「一國兩制」載入中共第三次《歷史決議》不無關係。領導人講話是解讀中央政策的權威材料，值得比較兩次習講話，惦量對「一國兩制」方針有何啟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