聯合國在每年7月訂立「世界青年技能日」，旨在反思全球勞動格局急劇重組下，青年世代所面臨的就業困局。這份時代拷問，恰好折射於大學演講的內地公職考試培訓龍頭「粉筆教育」前執行長張小龍。他指責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是「活該」，輿論風暴直接導致他於今月辭任。社會主流聲音往往習慣將「尼特族」或高企的青年失業率簡化為世代責任，動輒責怪年輕一代未夠努力或選擇「躺平」。然而，若深入當前求職市場的真實場景，便會發現問題核心並非心態消極，而是職場結構在AI普及下產生的深層轉型。
當國際社會盛讚香港醫療體系極具效率、屢獲殊榮時，無數年輕護士卻正透支身心，獨力撐起極度繃緊的護患比例。在2025年《CEOWORLD》全球醫療保健指數中，香港位列第23名，人均壽命與嬰兒存活率皆傲視同儕。然而，光環背後盡是前線人員不堪重負的疲態。隨着人口老化與慢性病激增，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只會愈加沉重，醫護人員面對的挑戰亦勢必加劇。
踏入四月，狂歡氣氛逐漸升溫。街頭會有更多臉上塗着油彩的海外球迷，以及準備入場感受氣氛的本地年輕人。因為「香港足球會國際十人欖球賽」、「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」和「UCI世界盃場地單車賽」陸續舉行，預示香港正進入體育盛事的旺季，為市民帶來一連串精彩體驗。
近年，香港在推動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準確的垃圾分類回收時舉步維艱。這不單是執行細節的爭議，更折射出深層次的管治痛點。五年前，消費者委員會發表了一份探討香港市民可持續消費行為的追蹤研究，結果相當引人深思。受訪者的「認知和態度指數」達77分，但「行為和意願指數」卻依然停滯在71分。這組數字精準地點出一個殘酷現實：市民的環保意識並未有效轉化為實際行動。面對這種「知易行難」的困局，特區政府若依舊運用口號式宣傳或單一的政策推動，顯然無法對症下藥。
年走在街頭，不難發現訪港旅客的步調變了。昔日拖着行李箱穿梭名店的畫面減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按着社交媒體攻略，穿梭橫街窄巷進行「Citywalk」（城市遊蹤），又或走向郊野探索大自然。中文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尹振英教授的觀察正好印證了這一點：「消費者現在更看重心理健康和自然環境。」根據亞洲旅遊交流中心對旅遊市場的預測，年輕旅客比例不斷上升，他們不再滿足於傳統的物質消費，反而更願意花錢獲取更豐富的情緒價值和更優質的家庭相處時光。
縮窄數碼鴻溝，從來不是一個部門、一次撥款、幾件硬件就能完成的工程。它需要的是長期投入、制度設計與跨界協作。國際婦女和女童參與科技日提醒我們：科技的未來不應只屬於少數人；而教育現場提醒我們：若不及早處理學校之間、教師之間的制度性差距，所謂「數字轉型」最終只會加劇不平等。
過去幾年不少港人移民海外，相信每個讀者身邊或多或少總有熟悉的親友決定離鄉別井。他們帶着不同理由出走，但同樣需要適應陌生環境。所謂天涯若比鄰，雖然我們不再居住於同一座城市，惟留下來的人仍然關心海外港人的當地生活。住屋問題逐步解決、生活環境慢慢熟習後，尋找收入來源，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。外國的就業市場不如香港活躍，不少移民人士早有耳聞；而他們未必預備好的，可能是自己願意犧牲多少往日耕耘，為了「搵兩餐」放下身段，從事一份不是最理想的工作。
「香港玩完」歪論連篇，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說法實屬危言聳聽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嚴正反駁，指出香港的繁榮經濟有中央的積極政策支持，不可能成為遺址。世界局勢反覆無常，令經濟周期高低不定。若單純以此論斷香港地位，無疑是見樹不見林，忽視了香港長踞在國際金融中心排名前列的軟實力。
為發展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灣區經濟，大灣區講求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流通。前三種流通，近年已有跨境交通基建、就業居住證件、精簡清關程序、市場准入負面清單、外匯管理便利化等多項措施推進。信息流的互聯互通取決於消除跨境數據的隔閡。去年，特區創科局與國家網信辦簽署備忘錄，這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數據跨境流動帶來突破。為進一步促進數字經濟發展，去年底進一步推出個人信息的跨境流動標準合同，有望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。
今個財政年度料錄超千億財赤，稅收與賣地成績未復當年用勇。下一份財政預算案，毫無懸念地將會是連續第五年的赤字預算。帳目不理想，但亦無可厚非，因為過去三年疫情影響全球經濟，政府收入減少之下卻需增撥資源幫助市民解難紓困。不過，長期的赤字經濟始終影響投資者信心。從前瞻角度而言，香港需要由多方審視長遠公共財政，恢復量入為出的財政紀律，鞏固市民對經濟運行的安全感。